方志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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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志敏诗四首

方志敏

诗一首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呵!

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剩的些微,那够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输运,奔走,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呵!这是如何痛苦呵!

看呀,狂暴的恶少,视我们为娱乐机械,又来狎弄我们了!??

“唔!唔!唔!我们刚七八岁就给放牛,做工去吗?

金儿福儿读书,不是,??很?快乐吗?

“痛呀!枪弹入骨肉,真痛呀!

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谁?”

似乎他们联合起来,同声哭诉。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的道:

“是的,我应该援救你们,我同着你们去??。”

1922年5月于同文书院

呵,什么?

鲜红的是什么?

血吗?

血呀!

我为谁呕?

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

呵!是的!

我是个无产的青年!

我为家庭虑,

我为求学虑,

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

万虑丛集在这小小的心儿里,

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

呵!是的,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

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

无产的人不呕血,

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

这可令我不解!

我为什么无产呢?

我为什么呕血呢?

1922.6.21于九江

在无数的人心中摸索,

只摸到冰一般的冷的,

铁一般的硬的,

烂果一般烂的,

它③,怎样也摸不着了——

把快要饿死的孩子的口中的粮食挖出来喂自己的狗和马; 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抛在地上践踏; 他人的生命当馒餐,

他人的血肉当羹汤,

啮着,喝着,

还觉得平平坦坦,

哦,假若还有它,何至于这样?

爱的上帝呀!

你既造了人,

如何不给个它!

【二】:方志敏的故事

方志敏,原名远镇。1899年8月21日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进南昌江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后考入九江伟烈大学。他用心研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组织“读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于1月29日,在怀山陇首村附近的密林中被俘。 入狱后,方志敏先后被关押在陇首、玉山、上饶、南昌等地。他抱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决心,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

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因为我信仰的主义,www.fz173.com_方志敏的诗。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www.fz173.com_方志敏的诗。

那是我十分情愿的啊!

1965年,中共江西省委为方志敏烈士修建坟墓时,毛泽东主席亲题墓碑,写下“方志敏烈士之墓”七个大字。叶剑英元帅曾在方志敏一张照片上题诗,歌颂方志敏的伟大业绩:

血战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绩创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三】:方志敏事迹

怀 念

——忆革命烈士方志敏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的不朽诗篇,无不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肃然起敬。

最初知道这位革命烈士时,是在高中历史课本上,虽然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是他的事迹是书写不尽的。

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省弋阳县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7日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不屈不挠,处处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他还在狱中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许多不朽的著作。虽然囚室环境十分差,但仍然未打倒方志敏的热情。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从方志敏的事迹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方志敏有一颗爱国爱党的忠诚的心,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红军的胜利,他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背叛党。虽然身陷牢狱,他始终不忘以另一种方式同敌人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头可断而志不可夺!”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他是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作为新时代的主人,我们一定要继承先辈们的革命遗志,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幸福生活让我们从现在做起,铭记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此时此刻,少先队队歌又萦绕在我的耳畔。时至今日,我已不再是一名少先队员,而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更应该以这些英雄先烈为榜样,勤奋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告慰你们的灵魂,做真正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房蓥

【四】:方志敏

方志敏对革命的贡献,一是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作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当时和后来都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二是他在狱中写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概述》、《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等自传性文稿,对中国革命做了抒情的论证和理性的探索,赋予中国革命以一种的诗性的、神圣的光芒。1984年,方志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为《方志敏文集》出版,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1、纪实与抒情

典型的革命者面对的是刀光血影、牢狱刑场,其生命寄托是理想与信念,其作品是狱中书简。中国革命的狱中书简,就现在可见的而论,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与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等最有价值,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后者发掘的是人性中的革命性,都是了解革命的必读书。

并不是每个下狱的革命者都能写书作文,即使是具备写作才能的革命者。方之所以能在1935年3月到7月写下13万字的书简,很重要的条件是他住在狱中的“优待号”:“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个或两人,都有玻璃,都用纸裱糊过,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房。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里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方志敏,1999:164)入狱之前,方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另外,方还得益于四个被他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

参加革命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研究后主动以革命为生的,二是在革命的洪流中随大流的(包括投机者),三是个人无路可走被逼上梁山的。方属于第一类,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对其行为有清醒的意识与反省。一旦成为革命者,他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个革命者全部命运,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1935年1月29日,他被俘的当天晚上,他就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1999:3)狱中文稿的内容,一是政治汇报。方对革命的极度忠诚,又是割据一方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失败之后当然有许多政治交代,如总结赣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检讨皖南行动失败的原因等等。他不讳言:“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而招致失败。(方志敏,1999:99)二是个体抒怀。对可爱的中国、对掌握着绝对真理的党、对一定会胜利的革命事业,方都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他的爱;对自己的错误的严厉自责、对牺牲者的深切怀念等都真诚动人。政治汇报曾经是令人反感的材料,个性抒情一般是艺术家的专利,方把党性和个性、政治和诗情融合在一起,以其滚烫的文字令人血脉贲张。

不过,这些周转无数、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的文稿并非“政治抒情”诗,而是革命纪实。作为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方志敏从1927年回到故乡到1934年被迫长征,坚持革命,艰苦卓绝,且多次“重起炉灶”,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其革命生涯与赣东北的革命已血肉相融。他具有从事党政军工作的全面才能,在赣东北,只要有方志敏的参与,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打开新局面。“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叶剑英)狱中文稿既是一个革命者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根据地的兴衰史,这里没有政治修辞,没有刻意剪裁,具有高度的主观真实性。

2、必须革命(上)

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知识界开始反省现代中国的激进思潮和革命行径,有“告别革命”的主张。长期处于革命动员之中的国人,也许已经忘却这本是世纪初康梁与国民党人争论得很热烈的问题,即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也认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办法走不通以后的“变计”。事实上,一些较有思想的革命家都

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仿佛是要和今天的学者们辩论,方志敏在狱中也在想这个问题。在他的家乡:

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方志敏,1999:9)

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方志敏,1999:11─12)

1929年,方写了一个纪实性的剧本《年关斗争》,说的是贫农张三年关前出门砍柴,他的妻子被一个来逼债的地主强奸,羞而自杀;他的女儿被另一个地主拉走抵债;张三刚回到家,他用卖柴的钱买来的半斤肉也被第三个地主抢走了。“怎么样才会出头”?农民议论开了:“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我家锅都没有了,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这固然是基于宣传需要的理性化、概念后的语言,但“农民丙”确实说了一句地道的农民话:“我们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没有什么哇头。依我说,我们饿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到不如和土豪们拼命。”(方志敏,1999:364)

从活不下去到铤而走险,需要一个绝望心理。群众赤贫的根源在于贪官污吏们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的压榨和盘剥,方志敏的家乡有一个派出所的余姓小巡官,一手包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是当地的无上权威而又无恶不作。方志敏等人曾上告省警察厅,余巡官知道后,“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脏款来进贿,天大的事,就化为无事了。”(方志敏,1999:6)方由此体会到,恶霸横行、民不聊生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法在现存的政治秩序内解决,不是一两个贪官、恶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在维护着权势阶层。本来,1927—1937年,是中国资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很快,但这些进步、增长只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而广大腹地农村却由于人品增加、外国商品的涌入、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等原因而更趋衰落,官员越来越贪,人性越来越坏。“在这样的地方,群众的贫穷、痛苦、怨恨和急急的要求解放,爆发一个革命运动,乃势所必然之势。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一厢火药一样,只要有根导火索,马上就哄哄爆炸的。”(方志敏,1999:39)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人一样地生活,但中国农民一般很少铤而走险,只有在实在活不下去、想做奴隶也不可得的时刻,才会逼上梁山。对于悲苦无告的老百姓,革命有时是唯一出路。革命的合法性有其全人类的普遍性。1766年,美国13个州通过的《独立宣言》宣称:“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赵一凡,1989:17—18)

如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权力中心发起自上而下地实现,但握有全民生杀予夺之权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当权者,愿意并且有可能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吗?余巡官会对弋阳九区的民众慈善一些吗?统治者从来都是反对革命的,但他们又常常在为革命铺路;革命确实给社会带来震荡,但愚蠢的统治者常常要弄到非革命不可的地步。歌德早就说过:“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歌德,1980:24)要求受尽苦难的农民为着历史长远的利益忍而不发,是残忍的。方志敏之革命化,就在于他痛切认识到现状非改变不可,而和平改良又全无可能,至少在他的视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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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复杂的。正像我们不能因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而轻易否定革命的合理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因革命的成功就犬儒主义地认同革命所造成的一切。这都需要专门研究。对方的观点至少可以有两个具体补充。第一,方的家乡是否有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年关暴动》中的杨克明、俞麻子、夏澄波那样野蛮残暴。与方志敏共同战斗过的粟裕大将,就是地主家庭出生:“我家雇有两个长工。也许是因为我爱动的缘故吧,小时候常同他们一起玩。长工们见我没有少爷的架子,都愿意同我接近。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长工,年龄比我大十来岁,当时也还是个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几十年来,阿陀美好的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粟裕,1988:

3)阿陀与粟裕分属农民与地主,但阿陀对粟家肯定不像张三对杨克明那样充满仇恨,他不需要进行报复性的仇杀。与粟裕同为大将的陈赓,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而父亲曾在陈赓家做过长工的国民党将领许克祥,却发动了以反共为宗旨的“马日事迹”。陈赓家的另一个牛童卢冬生,是贺龙二方面军的重要将领,抗战期间与陈赓同为八路军旅长。仅仅阶级分析似乎说不清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第二,革命的成功可以颠倒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使长期受压的农民享受到做主人滋味。1927年,方组织领导了横峰的年关暴动,结果“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的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方志敏,1999:189)如此则革命后的秩序仍然是压迫性的,仍然有一部分人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年关暴动》中的三个地主当然死有余辜,他们肯定是被杀的对象。但像粟裕这样的地主,即使他不是革命的功臣,是不是也应当被革命呢?“地主”是一个阶级,制定或执行对地主的政策并不考虑其个人的行为。而且“地主分子”的帽子一戴,地主的子孙就没有出头之日了。革命成功整整30年后,数百万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才获得公民的权利。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遂川县工农政府成立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但“刀上加刀”可以是革命的动机、手段而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革命不应当停留于颠倒上下位置,而应进而建构受民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结构和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秩序。

这两点并不足以否定革命,但在承认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对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事态还需做更多的考虑。

3、必须革命(下)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比无数作家都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到国人的灵魂和情绪。他写作的动机,是想告诉读者“关于中国、拯救中国”这一“比较紧要的问题”,是要辩明,革命不只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民族的利益。

茶叶是赣东北的一大出产,“后因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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