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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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一)
当前国际秩序之争论文

内容提要:近年来,重建国际新秩序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论述,走出认识误区,找准角色定位,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积极注入“中国力量”。

关键词:国际秩序、中美关系、中国力量

一: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依靠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平衡所建立的、并在欧洲主导之下的旧的国际秩序结构,代之而起的是以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战胜国建立并为其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结构。二战中后期,在各个战场已经处于战略反攻的形势下,美、英、苏、中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首脑会议和会晤(主要包括1943年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签订了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宣言、公告、声明、决议、协议等,对战后的世界做出安排。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又通过与一些战败国签订和约的形式,进一步补充了这种安排。这些国际文件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战后的国际秩序,包括以下一些重要内容。第一,从组织、思想、社会等各方面消灭德国纳粹暴政和日本军国主义,防止其死灰复燃。第二,领土安排。重新确定了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了德、日、意等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和边界。第三,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第四,对德、日、意的殖民地和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实行国际托管计划,促进被托管地区的和平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直至最终独立。

主要由战胜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仍然存在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但是这一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历史进步性。首先,它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因此,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从而使世界维持了整体的和平状态,同时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次,它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很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

但是,这一进步的国际秩序也不断遭到破坏和挑战。以东亚为例,二战结束后,日本并未完全履行自己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承诺,并未将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归还中国。正是美、日的非法行动和单方面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挑战,致使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至今没有解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声称自己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持中立立场”,不选边站,另一方面又坚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原则,不断宣称冷战时期的产物,鼓励日本,悍然宣布“国有化”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肆意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进一步破坏和挑战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所代表的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甚至走到了修改“和平宪法”的危险境地。

二、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观

国际事务上,英美国家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两种很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两者都关切世界秩序,但两者的世界秩序观很不相同。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很多方面的冲突,根源就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世界秩序观。当中国坚信自己一直在努力维持国际秩序的时候,美国(和西方)一直在

叫嚷中国在挑战世界秩序,并对此深信不疑。不难发现,尽管中美两国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秩序里面,但中国所说的和美国所说的“世界秩序”之间存在着差距,甚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秩序”。

英美国家或者广义上的西方国家相信,能力或者硬实力及建立在硬实力之上的世界秩序。尽管它们也强调软力量或者思想道德说教等,但它们也意识到即使是软力量,也需要硬实力作为基础。没有硬实力作为背景,无论怎么好的软力量也不是力量。再者,一个国家软力量的传播和扩散,更是需要硬力量的推动。实际上也如此。西方各方面的价值观(包括宗教文化、政治等等)在世界上的扩散,从来就和西方的硬力量(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西方各国的世界秩序观无一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无论是传统上的帝国体系还是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所不同的是,帝国体系表现出来的是赤裸裸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可以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饰事实上的不平等。

中国也有世界秩序观。传统上称为“天下观”。“天下观”体现的是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其核心就是和谐、和平。在体制上,最接近“天下观”的是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的本质是中国向其它国家单边开放的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也是以中国自己为中心的秩序,对中国来说,国际秩序只是国内秩序的向外延伸而已。在哲学层面,这表达于中国的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哲学强调的是道德,但个人道德从来没有帮助中国确立一个真正的“天下”(世界秩序)。实际上,中国的“天下”经常难以为继,在国家能力强的时候,国家的疆界就大一些,而能力弱的时候,疆界就会变小。也就是说,中国的“天下”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近代西方主权概念到来之后,传统的“天下”就注定要消失。主权国家秩序强调的是一个确定的边界。至少从理论上说,根据主权国家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其领土可以保持完整,而不受国际环境的变迁。(在实际层面,国家间的关系从来没有符合主权国家理论,但这一理论已经为世界所接受。)

为了解决这两种不同秩序观的带来的冲突,中国和美国需要构建更多新的互动平台,共同来维持现存世界秩序甚至共同建设一个新秩序。在这个方面,中美双边之间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平台,例如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不过,这样的平台迄今为止关切的是双边之间的问题,而非全球性问题。在今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类似平台的内容和功能必然会扩大,涉及到世界主要事务。不管是维持现存世界秩序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其目标都是为了避免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霸权战争,实现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存和世界和平。这应当是新型大国关系最主要的目标。

三、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中国力量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是搭国际秩序便车的国家”的论调。与此相联系,“中国责任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必须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面对国际上持续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压力,中国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自觉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实施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助,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与和平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上,承担应尽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为了稳定与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顾全大局的举措,如维持与美国的债权债务关系、积极开展对外援助等,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近日,中国又在联合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并免除最不发达国家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债务。这表明,“这么大块头的中国”绝不可能是国际体系中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者”,而是与各国一道共同努力的“推车者”。展望未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将更好地与世界携手同行、互利共赢,为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越来越大的力量。

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二)
当前国际秩序之争论文++

当前国际秩序之争论文

当前,由于国际力量变化的加速,国际体系变革进入了深水区和空前复杂期。国际体系变革的表面看是力量格局的变动和权力中心的转移,背后则是国际秩序的深层调整。许多时候,力量排位还未完全定型,秩序变化已经先行。

二战结束后冷战的爆发,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更是两套价值系统的竞争对决。冷战一结束,力量格局的变动还未停歇下来,福山就立即宣布“历史的终结”,从理论阐释的层面来证明西方价值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价值关乎着力量格局的变化,价值也关乎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得失。挟着冷战胜利的威风,西方向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在受此影响的国家中,许多都因自由化改革而深陷困境,从俄罗斯到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不管是休克疗法还是结构改革,其经济都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国家和老百姓辛苦积攒的财富在国际市场上被金融大鳄疯狂卷食,财富巧妙地实现了从西方价值的新开垦地向老中心的快速转移。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西方价值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面临危机,美国成了全世界问题的根源。但退守下风向的美国“巧妙”地打了个翻身仗,先是让欧洲陷入债务危机,其对欧洲的打击使得人们对欧洲一体化能否持续产生了疑问。然后,在北非、中东和乌克兰等地策划了一系列社会动荡,致使一些战略分析家断定地缘政治已然回归,那些毅然“皈依”西方价值的社会也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在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动荡背后,美国却标榜成了国际资本的“安全港”。

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力量调整和格局变化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起起落落,唯独中国一路向上,GDP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上升到第二,2014年吸引外资的总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成功背后有好的治国方略的作用,有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坚持了自己的价值体系等原因。力量排名的变化并不怎么让西方国家感到害怕,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和价值才真正让他们忧心忡忡。对中国来说,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外界已很难靠物质力量去遏制和削弱中国。但一些人别有用心之人试图从价值上扰乱中国,以达到从中国快速转移走财富的目的。

因此,可以说中国走到了民族复兴的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期。在这重要关头,唯有坚持自己的价值,保持思想的统一,坚定正确的道路,才能避免拉美化,避免东南亚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遭遇,保住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建设成果。认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势和国际形势,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在抵制西方价值侵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价值传承方面具有重要的使命。如果放弃适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自愿做西方价值的宣讲者、传声筒,那么不但经济世界排名第二的地位难保,甚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都可能再次溃退,民族复兴的百年探索路会遭遇严重坎坷。

价值问题不是小问题,不是嘴上说说的问题,纵览世界,已经有足够的前车之鉴证明推广西方价值背后隐藏的是财富掠夺的祸心,价值之争背后的国际秩序之争不容小觑。

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三)
形政论文

析现今国际秩序之争论文

摘要:国际秩序之争,在当前已经是个个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那么什么是国际秩序之争呢?实质又是什么呢?现如今的国际秩序以及未来国际秩序如何,又应该以任何的心态与角度对待之。以下有以之分说。

关键词:国际、秩序、国际关系

国际秩序之争,在当前已经是个个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当然,并非仅仅的指当前,而是在过去时候,人们也一直进行并关注的,而在以后,我想人们也将对其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吧。【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

那么,什么是国际秩序呢?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等。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原有规则的既得利益者试图千方百计地维持现状,或者试图利用其在某一领域的领先优势掌控主导权,以制定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新规则。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在制定21世纪的国际规则的过程中,它们非但不能缺席,而且应该增强其发言和话语权。

我看秩序之争,其实质就是未来利益之争。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农业社会是转折点,它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大步走向贪婪。在农业革命之后,‘未来’的重要性提到历史新高。农民不仅时时刻刻的想着未来,还机会可以说是为了未来在服务。而在当今,这想象构建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国家是民众们心中的共同想象的“实体”,国家必须维护本国的利益。维护千万民众中的信念。而不同的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维持自身的存在,不得不与其他的集体意志进行争夺。都要去争夺未来的话语权,去争取更多的利益来满足本身的需要1。

其核心是国与国之间应该以什么原则为基准的问题。世界各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国与中、小国家,不同大国之间,对此有着不同的主张和追求。在过去,也有着国际秩序之争,现已经称其为旧国际秩序或者国际旧秩序。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由少数大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建立起来的。战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没有根本改变。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为基本特征。它包括国际政治旧秩序和国际经济旧秩序。国际 1

政治旧秩序的具体表现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动力。富压贫,大国、强国依仗优势的经济军事实力,推行"炮舰政策",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追求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权力。它的实质是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

由于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技术转让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使得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遭受发达国家的盘剥,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南北关系紧张的局面。

现列一例于此。 现行国际汇率机制,是现行不平等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利于"少数剥削全世界的国家"的汇率机制2。【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

以1美元兑换人民币7.5元计算。一个美国人拥有8000美元,这在美国是比较平常的事情。但是,这个美国人拿着这8000美元到中国来兑换成人民币就是60000元人民币。而在中国物价极低而美国物价极高的条件下,用60000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的实物比8000美元在美国所能购买的实物的价值不知要超出多少倍。这也就是说,这个美国人拿着这8000美元到中国来,用不着生产,用不着劳动,用不着冒任何投资的风险,这8000美元就实现了成倍的资本增值,实现了成倍的资本利润。这部分增值出来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靠无偿占有中国人民的血汗来实现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如此,世界上一切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基本如此--即发展中国家物价低而且货币汇价也低,发达国家物价高而且货币汇价也高(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元汇价低但是日本的物价极端地高,因此欧美国家的人到了日本也倍感无钱。但是,欧美国家的人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感到自己非常有钱,因为一方面他们携带的本国货币可以换到成倍的所往国货币,另一方面所往国的物价又比本国物价低的可怕。所以他们在本国只可以买到一根火柴的钱到了发展中国家便可以买到一盒火柴,甚至更多。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现实)。所以,现行国际货币汇率机制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汇率机制,它是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极具隐蔽性的工具。它所能存在的真正基础是国际间的强权关系,它的基本内容是由殖民地时代的殖民掠夺关系决定并逐步演变而来的。它与不平等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中的其它 2

部分共同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平掠夺的工具,而这种所谓的和平掠夺则是殖民地时代武装掠夺的继续。(真正平等的汇率机制,基本上应该以各国的物价指数作为主要的基础指标。因为物价较低即说明其货币包含的实物量较多,因此其汇价也相对的应该较高;而物价较高则说明其货币包含的实物量较少,因而其汇价也相对的应该较低。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3。

由此看出: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尤其是跨国财团的资本家),表面上是依靠自己的资本和经营管理手段而在国际市场中赚取利润。但是构成他们利润的绝大部分,实际上主要是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机制来实现的。我们知道,现行的不平等国际贸易机制,是历史形成的。它是历史上的殖民国家武力征服的产物,而且直到现在依然是依靠武力来维持的。所以,毫无疑问地,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和平地在国际市场中赚取利润的时候,他们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和平的掠夺;他们在进行这种伪善的和平掠夺的时候,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全新意义上的武力掠夺,实质上是在参与着一场跨越历史时代的血腥的和肮脏的掠夺战争4。资本家们正是这场肮脏战争的受益者和指使者。他们的利润依靠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历史上的武力,并且也依靠着现在的武力,所以,他们归根到底是在靠武力赚钱,他们发的依然是战争财。所以,资本时代最大的资本,不是资本而是暴力。

由于种种原因,国际旧秩序至今已然行之不通了,要求建立平等公正的新国际秩序或者说国际新秩序。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必须以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主权国家平等为前提,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它的基本内容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动力。中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应当而且也可以做出较大的贡献5。【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

当然,以上仅仅是一些想法,构想,要真正建立国际新秩序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是漫长而曲折的,难以一蹴而就。在竞争合作的过程中,摩擦也不断深 3

化,这一切的的争斗都要建立在世界稳定和平的基础之上。需要不断行进。 遥想国际秩序的未来,那将是全球化、区域化!

谈到未来秩序,在国与国之间联系愈加紧密,现有强国不能再一味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不能假设其他国家都会赞成自己的决策,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正在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展不均问题明显减弱,权力差距也逐步缩小,美国的超级大国权力正逐渐散失,未来世界将向权力分布相对均衡、权力将会变得更加分散,“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方向发展。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一些大国和地区强国将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世界将变得更加区域化,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将更加紧密6。

秩序之争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和不能逃避的。我们需要理性的看待,而不能把一切的斗争都贴上恶意的标签,在这历史大潮中,任何个体或组织都无法去撼动这数十亿人构成的世界,无法去改变人类和族群的天性。所以我们只能投身于这大潮当中激流勇进。

接受分歧是必然存在的现实,加强沟通和磋商,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面对复杂的秩序之争,要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以更加积极主动、包容理性的态势参与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国际规则的制订和演变。面对西方国家垄断国际经济规则制订权的企图,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强联合与协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

于是也要求着我们要明白,这些是历史必然,要与时俱进。如此方可在历史的潮流中更好的生存下去。

参考文献:

1、赵宏.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发展演变研究[D].山西大学.2013

2、张振涛.和谐世界: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D].延边大学.2013

3、张振涛.和谐世界: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D].延边大学.2013

4、栗晓雨.中国“和谐世界”国际秩序观解析[D].延边大学.2013

5、唐春华.论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和平崛起[D].华中师范大学.2006

6、董贺.新世纪中国国际秩序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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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四)
中美国际秩序之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按“购买力评价”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于年内超过美国。这种说法有多大可信度且不说,但 “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一些西方人士断言,中美关于国际秩序之争将成为新世纪地缘政治的首要纷争。

  历史上,国际秩序之争往往发生在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力量不断接近之际,而且大多以战争形式解决。中美怎么办?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破解两国历史难题指明了方向。
  11月中旬,中国主办APEC峰会期间,习主席将与奥巴马总统再次见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许多理论问题有待厘清,尤其要清楚认识以下问题:
  一、中美关系究竟如何定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说法有何关联?
  美方长期以来奉行“战略模糊”,将中国放在“非敌非友”的框子里,实际政策也因此常常左右摇摆。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访华,中美在联合声明中以“积极、合作、全面”“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定位两国关系,但随后却因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谷歌事件等两国关系于2010年陷入低谷。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对两国关系作出“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当前,中美关系已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就在于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
  二、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之沿革与重构,中国并非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建设者、参与者、改革者。
  首先,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势在必行。现在国际国内问题界限已经模糊,如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等,都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不主动参与规则制定和修改,就会停留在“被治理”的阶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换个角度看,全球治理离开中国的参与,将是不完整的,也难以真正落实。这几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和国际合作方面,中美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再看中美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确实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利益。但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双方意识到各自都需要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也成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基础。
  三、中美相处要顺利、平稳,需要避开或搁置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问题,稳步推进战略互信和长期合作,做大合作“蛋糕”。
  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既得利益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增大,但这同时也使中美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推动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维护地区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克服金融危机、应对能源粮食危机全球性问题挑战上加强合作。
  美国现在尤其需要放弃利用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国来“平衡”、牵制中国的现实主义“离岸平衡”战略,回到与中国协商、对话的轨道。中国不会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也会尊重美国在亚洲的各种利益和存在,希望美国“投桃报李”,采取同样的做法。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是步“死棋”,万万走不得!
  目前,中美已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等60多个对话机制。今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可喜成果,11月中国又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下扎实的基石。中美有必要向世界表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而是新世纪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理应成为两国外交战略的“新常态”。
  四、国际秩序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事,更是世界各国的事,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民主化十分重要,中美要带好这个头。
  中美因其综合国力及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体量和地位,确实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否定“G2”设想,是因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迅速发展,由一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做法,根本上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都坚持不把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强加于人。中俄关系的影响也超越了双边范畴,为各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提供了经验和“样板”。

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五)
2015年世界政治形势:秩序之争日趋激烈 中国外交积极进取

  2015年,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大国间战略博弈加剧,地区局势中不确定因素增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国际格局加速重构,
  秩序之争更加激烈
  一、中美俄战略三角强化,大国关系依据利益加速重构
  美国以军事、经济手段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全面推进开放合作战略,俄罗斯通过战略反击“重回世界舞台中央”。以上三国战略调整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相关庆祝和纪念活动,在战略上相互借力给力。美国对中国崛起保持警惕,对俄保持战略压力。中美俄战略三角日趋强化,大国关系依据利益加速重构。
  二、全球治理格局围绕可持续发展主题加速重构
  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划了未来15年各国发展的指导原则、路径和目标。亚投行协定签署并运营,完善了现有国际金融机制。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始运作,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工作持续推进。这些新兴机制互为补充,形成合力,有助于提升新兴国家的国际金融话语权,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 ,此项协议被誉为减少气候变化风险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转折点”。
  三、亚太战略格局加速重构
  出于战略与政治考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基本协议仓促达成,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日本强行修改安保法案,为自卫队海外行动扫除障碍,迈出该国“军事正常化”关键步伐。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缅甸大选,或产生“民主化”外溢效应。东盟共同体宣告建成,促使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与其建立更为深入密切的合作关系。中日关系呈现回暖,中日韩首脑会谈重启。
  四、美国紧抓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权
  美国同时打造多种机制。奥巴马政府加大力度推动TPP进程,同时打造“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全球服务贸易协定(TISA)。TPP基本协议已经达成,其成员国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TTIP一旦达成,将成为史上最大自由贸易协定。TISA参加国占全球服务贸易的70%。美国以“乘风破浪”之势推动经贸合作协定,固然有推动双边贸易、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协议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西方国家将借此进行全球经济再布局,以期达成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货物与服务贸易新规则,同时借此迟滞、分化新兴经济体,打造更加有利于延续西方主导地位的世界经贸格局。另外,美国主导的贸易安排明显具有排斥中国的性质。美国宣称中国不符合TPP协定所谓的“高标准”,对“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公开抵制。经济合作战略化、贸易政策政治化趋势明显。
  
  美国担心中国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及美领导地位。美国认为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理念是“另起炉灶”,要与美分庭抗礼。美国国内选战开展之际,“中国威胁”更是被反复炒作。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基于价值观、依赖同盟体系,缺乏包容性,与中国提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存在分歧,加剧了亚洲安全的脆弱性。
  地区问题缓乱交织
  2015年,乌克兰危机等曾引起地缘政治紧张的热点问题趋缓,然而其中仍酝酿不确定因素。欧洲安全困境凸显。美古复交影响拉美国家走向。非洲发展态势向好,但仍面临恐怖主义威胁。
  一、乌克兰危机趋缓
  2015年2月达成的新明斯克协议成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抓手。欧盟尽管联美压俄,延长对俄制裁措施,但在对俄罗斯态度上与美国有“温差”,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军事上,围绕乌克兰问题已形成“普京行动,北约应对”之势。
  二、中东乱局再添变数
  “伊斯兰国”展开局部反扑,并在也门、利比亚、阿富汗生根,吸引“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巴塔等极端势力宣示效忠。胡塞武装夺权搅乱也门局势,沙特等国军事干预引发阿拉伯世界第三次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等恐怖组织趁机扩张。伊朗核协议达成使伊朗获得战略喘息,利于“什叶派新月地带”扩展,也利于美国低成本维护地区盟友安全,从而确保战略资源继续向亚太转移。俄罗斯大规模武力介入叙利亚战局,重创包括“伊斯兰国”等在内的反政府武装,助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夺回战场主动权,为其存续提供军事、政治支持,并与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组建四国“反恐联盟”,实现俄地缘拓展与“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对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未经伊拉克允许派兵越境,造成中东局势复杂性增加。
  三、欧洲安全内外交困
  法国巴黎暴恐袭击震惊世界,其他欧洲国家也面临袭击风险。非法移民问题发酵,欧盟国家被迫采取措施允许难民入境并加大力度安置难民,欧盟委员会提出接收难民配额方案。但欧盟内部在难民问题上存在诸多棘手难题,分歧严重。希腊债务危机导致疑欧情绪及脱欧、退欧风险上升,给欧元和欧洲一体化前景蒙上阴影。欧洲地缘战略环境恶化。
  四、美古复交改变拉美地缘政治生态
  美古复交利美掌控“后院”,抵制中俄等增扩影响。古巴首次参加美洲国家峰会,开启“美洲大陆关系新时代”。巴西、委内瑞拉等左翼国家遭遇“执政寒冬”。巴西执政联盟官员卷入石油公司贪腐丑闻,引发抗议示威。委内瑞拉议会选举反对党联盟赢得三分之二多数议席。阿根廷总统选举中右翼政党领袖马克里胜出。拉美政局集体右倾的倾向日益显现。
  五、非洲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安全威胁仍在
  非盟峰会通过《非洲2063年发展规划》及其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加速建设一体化新非洲。非盟成员国启动了非洲大陆自贸协议谈判,计划建立超级自贸区。美国、日本、印度等均加大对非洲外交力度。“青年党”、“博科圣地”、“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对非洲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其中,“博科圣地”是全世界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恐怖组织之一。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授权非洲国家成立一支7500人的多国反恐部队。   中国周边形势稳中蕴变
  一、中国周边形势总体稳定,合作全面铺开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东南亚、南亚等方向取得“早期收获”,开始向东北亚拓展。中日关系在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出现回暖,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增多。中日恢复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继续谈判海空联络机制,管控分歧。日本不放弃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越借习近平主席访问之机,就妥善处理并解决好双边问题达成共识,两国同意友好协商、管控分歧。同时,分歧并不构成两国进行海上合作的障碍,更不能让争端绑架中越关系大局。海上合作成为中越双方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
  二、南海问题愈发成为地区与国际焦点
  中国南沙岛礁建设遭到“围攻”。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东盟峰会、七国集团外长会与峰会均发声指责中国南海施工。南海问题司法化趋势明显。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做出裁决。美国以支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名,力压中国接受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国际仲裁,并以此为名策应其在南海的军事行动。中美较量更为激烈,美国从幕后走向前台。美国军方几番“秀肌肉”。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高调登上在南海附近航行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此后又宣称要把“最先进”装备部署在亚太地区来应对南海问题。美国还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形成“合围”之势。美国军方高级官员鼓励日本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大至南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PEC会议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会晤,大谈南海问题。日方做出支持美动用军舰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附近水域自由航行、并将研究是否派海上自卫队参与南海巡航的表态。美国加大对澳大利亚施压力度,要求澳加入联合巡航。
  三、日本“专守防卫”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日本安保政策转变的主要目标是配合美国的地区战略。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笼,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并将矛头指向中国,明确“在岛屿防卫中日美共同作战”的分工。修改后的安保法案获得通过,将自卫队后方支援行动范围扩至全球。日本防卫政策中针对中国的色彩加重。在自民党要求下,日本2015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增加了“抗议并要求中国停止在东海油气田开发活动”的内容,还首次在白皮书中加入了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照片。日本与菲律宾讨论自卫队使用菲基地事宜,并讨论如何进行防务合作。
  四、朝鲜半岛形势总体平稳,出现短时紧张升温
  朝鲜在2015年度未进行卫星发射或核试验,但朝韩之间仍有摩擦。“木盒地雷”事件引发“8月危机”,两国发生炮战,并进行军事调动。韩美启动“联合作战体系”。但总体上,朝韩双方具有管控分歧意愿,并通过长时间高级别会谈达成协议,使危机得以化解。
  五、中亚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安全形势趋于严峻
  2015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大选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大选均顺利进行。中亚安全形势趋于严峻,“伊斯兰国”影响增大,阿塔威胁上升,各国均严打“三股势力”。美国、日本、印度加大染指中亚,均遍访五国,美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会晤的“C5+1”机制出台。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与实践并进
  一、外交理论创新呈现两大亮点
  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的一种选项。中国积极阐释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有其科学性。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已过时。西方实力相对下降,“南升北降”是大势所趋,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趋均衡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同时,中国也强调新型国际关系建立的必要性。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依然突出,多极化进程曲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部分国家迷信同盟关系,将小团体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影响全球与地区局势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难以消除,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国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将新型国际关系作为未来各国相处的模式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种选择。中国多次在双边和多边场合阐述这一理念,并已获得积极回应。
  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博鳌亚洲论坛和联合国系列峰会等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发表演讲,全面系统阐述这一主张。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五位一体”: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二、中国外交实践具有大国担当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当今世界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值此重要节点,中国强调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是当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坚决反对任何美化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的行径以及任何篡改历史的图谋。经中国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主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宣布中国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中国成功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支持其他国家举办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中国领导人赴俄出席了相关活动。
  中国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承诺,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努力。具体举措包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等。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重要经济治理平台上呼吁,应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高度重视南南合作。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功召开。中国宣布“十大合作计划”,并将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领域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中国相继同欧盟、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国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文件,提出了本国到2030年的行动目标。中国在巴黎协议谈判进程中积极提出具体案文建议,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与其他国家部长多次进行交流磋商。习近平主席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并发表讲话,提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对策,激励各方在谈判进程中凝聚共识。中国提出对会议成果的四点期待,指出当前阻碍气候变化国际机制发展的障碍,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起责任,包括履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义务,使最终成果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同时,中国践行大国责任,宣布将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015年,国际格局加速重构,秩序之争日趋激烈。中国外交开创新局,全球治理地位彰显。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重视和关注不断增加,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诸多问题的解决也更加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在国际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第一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第二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
  (责任编辑:张凯)

关于当前国际秩序之争的论文(六)
面对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之争,中国必须背水一战

  “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立场应当总体保持积极,并充分考虑到其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反向溢出效应……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巩固或者提高它们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任何仍旧存在的宏观金融脆弱性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整来快速解决……为了维持坚定和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增长,除了本国的努力之外,多边的努力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应该激活多边贸易条约,而且考虑到不同国家所实施政策的连贯性,应当努力推进搁置已久的金融监管改革议程。”

  ――摘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5年4月18日在第3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系列会议上的发言
  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之争加剧
2015年9月1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宣布,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暂不加息。图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在等待美联储宣布消息。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也表现为规则之争加剧。经过近四年的运作,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越来越接近达成。截至2015年8月,文本谈判已经完成了98%的内容,剩下的是涉及牛肉、大米、汽车零配件等产品的零关税配额问题,各方正加紧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本期杂志排版期间,2015年10月5日,美国和其他11个泛太平洋国家在亚特兰大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取得突破,达成TPP协议――编者注)。为促成TPP,奥巴马费尽口舌从国会众参两院手里要来“贸易促进快速授权”(TPA),有关决议案在两院审议时都是两次才获通过。为了赢得国会议员们的理解,奥巴马甚至说出了“中国招生考试网络可以藉此得到确立和加强。也要推动发达国家经济体适当回应新兴市场的合理诉求,而不是任凭它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强推TPP、负面清单等方式搞“拔苗助长”。要态度鲜明地反对贸易壁垒,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频频搞这些,大家日子更不好过,供给和需求就更难“见面”了。也要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货币、财政政策方面体谅、照顾彼此关切,而不能为了自己一个国家的利益任意而行。20国集团在政策对话与协调方面的作用将日渐突出。
  如果说通过谈判消除壁垒和广泛开展自由贸易是“西药”,对全球市场的交融与整合可以起到短平快的促进作用,那么建设“一带一路”、促进互联互通就是“中药”,对亚欧大陆的发展繁荣可以起到长效、渐进的推动作用。中国不排斥“西药”,已对外建立起20多对、组的双边和小多边自贸关系,同“欧亚经济联盟”和以色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自贸协商或谈判也在加速进行。中国一直有意与南盟建立自贸关系,在这方面关键要看印度这个南亚主导性国家的态度。长远看,中国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推动本地区经济体探索既符合东方发展模式特点、又体现全球整体利益的区域合作范式,毕竟,“中、西医”结合效果好。
  任琳:我最近参加了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感觉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对自己的发展前景过于悲观了,很多发达国家甚至还存在“唱衰”新兴经济体的论调。另外,它们也很关心中国经济究竟会下行到何种程度,担心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丧失拉动作用,使它们今后没有“顺风车”可搭。其实这些国家大可不必过于忧虑。世界经济就像一个金融市场,人们的普遍期待很容易走悲观的调子,从而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要对世界经济怀有信心,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倡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有必要按照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乌法宣言》77点共识当中涉及全球经济发展的思想主脉,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影响新兴市场调整心态,从金砖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合作当中挖掘合作潜力,在中低速增长过程中寻找增长机遇。当然,经济增长也并非发展的全部,新兴市场国家在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之下反而有更多时间和空间思考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与印度、南非、巴西以及东盟等国家有待发掘的合作点很多。推进互联互通是大有可为的工作,可以在不同区域内优化产能配置、减少贸易赤字,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太快的压力。
  我同意对内、对外都要推广自贸区建设,而且要尝试搞“自贸区+”,也就是把内部和对外的自贸区建设同“一带一路”倡议衔接起来,一体化实施。一个好的例子在宁夏。这个中国西部的自治区一面在产业链条上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对接,一面发挥自身在民族人口、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优势,与西亚北非国家的穆斯林产业对接,同时打通了东部和西部两个方向、内部和外部两个市场,效果不错。宁夏与海合会的合作已成为中国与海合会地方合作的重点区域,这从9月银川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及配套举行的工商峰会、技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农业高端研讨会等活动的盛况中可见一斑。而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已完成大部分文本内容,重新启动以来进展顺利,一旦达成势必极大促进海合会国家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优势互补,极大促进宁夏等西部省份(自治区)的新一轮对外开放与合作。不少国内外专家也建议配合“一带一路”和自贸战略的实施,在东南亚多点设立“特别经济区”,大力开展产业链合作,在有关国家生产耐用消费品在全球销售,部分返销国内。
  近些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有那么多的自贸谈判同时展开,其间有重叠,新规则不断涌现,学术界管这叫“意大利面碗”现象。总体上看这是件好事,不能只有发达国家的声音,新兴市场国家也要有。我接触的欧美专家中60%的人认为美国正掀起“再全球化”浪潮,40%的人认为中国、美国即将各自主导一个“平行体系”。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必须保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世界贸易并不缺少制度和规则,而是有关规则太多,“碎片化”了,能否在五至十年后实现整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长远来看,世界最终还是要有一套一致的规则。中国领导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的改革调整,要求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投票权,不是挑战现行秩序,也不为在现行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创造一个“平行体系”,而是要更深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使之最大限度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赢目标。
  谈到创新,我认为不能只看美国的模式,也要参考德国的经验。德国正大力推动“工业4.0”,探讨是否能够以此作为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研究发现,德国的创新比美国更加注重产业化、商业化。从我们的发展阶段等现实国情出发,高端创新当然要搞,但真正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增长源的创新才是好的创新。新兴市场非常关注中国的“万众创新”,关心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自己如何从中国的创新中获得红利,而他们在创新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和优势(例如较多的劳动力),中国的“互联网+”、物联网发展战略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对接战略不应遗漏发展中市场,不能忽略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交流。   协调发挥“三大行”潜力
  王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奋发有为,除了积极推动IMF、世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以及努力开拓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之外,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倡导并推动或积极参与组建新的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主要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三大行”;提出并推动落实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丝路基金等金融合作与对外投资倡议。
  
  “三大行”倡议是中国着眼于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促进新兴市场互利合作、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会同相关国家提出的重要金融倡议,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从更广视角分析,中国正在通过执行积极主动而全面灵活的金融外交,织造多边开发金融网络,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
  在“三大行”里,上合组织开发行起步最早,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10月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九次总理会晤期间提议,旨在通过探讨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方式,深化组织内部的财金合作。它聚焦中亚和欧亚大陆结合部,定位为次区域范围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但由于俄罗斯对此存在一定的担忧,上合组织开发行推进速度落后于金砖国家新开发行和亚投行,目前仍停留在政策倡议与概念阶段。中俄是上合组织的主要推动者,事实上承担着“双核心”的角色。在上合组织开发行的倡议与谈判中,中国一定要做好与俄罗斯的沟通协调,双方达成共识才能保证在上合组织内取得实质性突破。俄方主要担心自己在上合组织中的地位遭削弱。俄方还担忧上合组织开发行同俄罗斯主导成立的欧亚开发银行在业务领域和地区关注方面高度重合,会对后者形成冲击。欧亚开发行由俄罗斯会同哈萨克斯坦在2006年成立,主要活动范围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及周边地区国家等欧亚地区,旨在通过向这些国家在电力、能源、运输、高科技及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业务提供资金支持,服务于俄在本地区的总体战略安排。中俄就“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有助于化解俄方疑虑,推动上合组织开发行与欧亚开发行形成合作互补关系。
  亚投行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式提出,推进速度之快让作为倡议发起国的中国都有些出乎意料。亚投行的关注范围相比上合组织开发行进一步扩大,是以支持亚洲区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融资为主要目标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虽然成员国来自各大洲,呈现出全球性,但业务范围聚焦亚洲,优先在亚洲地区内开展业务,至少初始阶段应该保持一定聚焦,不要过快追求业务范围的扩大。当然,随着内部治理架构的逐步完善,亚投行摸索出足够的经验之后,可能会在非洲等地区也开展业务,但重心仍将放在亚洲。在亚投行初始阶段,中国出资额将近300亿美元,持有股本占比达30.34%,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也就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并且,中国提名的金立群将担任首任行长。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将在亚投行发挥“主导性引领”作用。
  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行的倡议是2012年3月金砖国家德里峰会期间由主席国印度提出的,五国领导人制定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研讨其可行性和可能性。德班峰会认为成立金砖行具有可行性,并且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重要举措。根据2014年7月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通过的章程协议,金砖行是一家全球性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将来对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开放。金砖行摈弃了按照经济规模出资的方案,由五个成员国各自出资200亿美元,拥有相同的出资份额,均享决策权和投票权。这符合金砖国家合作追求的平等原则,也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探寻多边治理新模式的重要实践。金砖行向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初期将会把业务重点聚焦于金砖国家自身和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金砖行的核心业务之一,但该行亦更关注可持续发展项目,对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体现了金砖行的更高定位和追求。
  总体看,“三大行”在覆盖地区、业务领域等各方面具备互补性,相互之间将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分工,积极开展协作性探索,而不是各自单干或相互冲突。同时,“三大行”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或全球开发属性,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核心业务,同步带动中国装备和优质产能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但“三大行”无意颠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不对现有的区域和全球多边开发机构形成冲击,不会抛开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另搞一套。相反,“三大行”将通过在项目选择标准、投融资模式等方面充分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多年来探索的有益经验,寻求与它们开展合作,实现分工互补、各有侧重、齐头并进。
  这“三大行”必将扮演重要的支点作用,助力中国立足于自身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和日益成熟的发展经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地位出发,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实施经济“走出去”战略和金融外交,建设多边开发金融网络。当然,针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广泛存在的发展瓶颈和积弊,中国在推动“三大行”项目时必须做好前期调研,特别要在对象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不能搞“大干快上”,要避免“一头热”、“一窝蜂”、“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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