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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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一)
数字的正确书写

数字的正确书写

作者:山东省枣庄市第三十七中学 李霞 李尚军 时间:2007-7-7 7:05:29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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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阅同学们作文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同学不会正确的书写数字。我认为每个同学完全有必要认真的学习一下数字的书写规范。

一、汉字数字的正确书写。

1.在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句中,必须使用汉字。如二万五千里长征、八一起义、九●一八事变、第三世界、五●四青年节等,都不能用阿拉伯数字代替。

2.邻近两个数字并列表示概数时,使用汉字,并且不能用顿号隔开。如五六天、十七八岁,不能写成五、六天,十七、八岁;四十多岁、一百多斤,不能写成40多岁、100多斤。

3.星期必须使用汉字。如星期六不能写成星期6,周四不能写成周4。

4.夏历和清代以前的纪年用汉字,如癸酉年二月二十日,不能写成癸酉年2月20日;康熙十五年不能写成康熙15年。但是,民国和日本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20年,昭和15年。

二、阿拉伯数字的正确书写。

1.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如20世纪90年代,不能写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2时30分不能写成十二时三十分。

2.记数与计量数字(包括正负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等)均须使用阿拉伯数字。如3%、2.5倍、25岁、7/100等,均不能用汉字代替。

3.一个阿拉伯数字不能隔断移行书写。

4.五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可以改写为万、亿单元。如5320000元,改写成532万元。

5.四位以上的数字,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位置,废止分节号。

6.不是一组数字中的一位数,可以用汉字。如三个人、写了六遍等。

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二)
数字证书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数字证书?

数字证书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数字证书?

数字证书是什么?

数字证书就是互联网通讯中标志通讯各方身份信息的一系列数据,提供了一种在Internet上验证身份的方式,其作用类似于司机的驾驶执照或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证。它是由一个权威机构-----CA机构,又称为证书授权(Certificate Authority)中心发行的,人们可以在网上用它来识别对方的身份。数字证书是一个经证书授权 中心数字签名的包含公开密钥拥有者信息以及公开密钥的文件。最简单的证书包含一个公开密钥、名称以及证书授权中心的数字签名。一般情况下证书中还包括密钥的有 效时间,发证机关(证书授权中心)的名称,该证书的序列号等信息,证书的格式遵循 ITUT X.509国际标准。

一个标准的X.509数字证书包含以下内容:

 证书的版本信息;

 证书的序列号,每个证书都有一个唯一的证书序列号;

 证书所使用的签名算法;

 证书的发行机构名称,命名规则一般采用X.500格式;

 证书的有效期,现在通用的证书一般采用UTC时间格式,它的计时范围

为1950-2049;

 证书所有人的名称,命名规则一般采用X.500格式;

 证书所有人的公开密钥;

 证书发行者对证书的签名。

为什么要用数字证书

基于Internet网的电子商务系统技术使在网上购物的顾客能够极其方便轻松地获 得商家和企业的信息,但同时也增加了对某些敏感或有价值的数据被滥用的风险。买 方和卖方都必须对于在因特网上进行的一切金融交易运作都是真实可靠的,并且要使 顾客、商家和企业等交易各方都具有绝对的信心,因而因特网(Internet)电子商务 系统必须保证具有十分可靠的安全保密技术,也就是说,必须保证网络安全的四大要 素,即信息传输的保密性、数据交换的完整性、发送信息的不可否认性、交易者身份 的确定性。

1、信息的保密性

【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

交易中的商务信息均有保密的要求。如信用卡的帐号和用户名被人知悉,就可能 被盗用,订货和付款的信息被竞争对手获悉,就可能丧失商机。因此在电子商务的信息传播中一般均有加密的要求。

2、身份的确定性【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

网上交易的双方很可能素昧平生,相隔千里。要使交易成功首先要能确认对方的身份,对商家要考虑客户端不能是骗子,而客户也会担心网上的商店不是一个玩弄欺 诈的黑店。因此能方便而可靠地确认对方身份是交易的前提。对于为顾客或用户开展 服务的银行、信用卡公司和销售商店,为了做到安全、保密、可靠地开展服务活动,都要进行身份认证的工作。对有关的销售商店来说,他们对顾客所用的信用卡的号码 是不知道的,商店只能把信用卡的确认工作完全交给银行来完成。银行和信用卡公司 可以采用各种保密与识别方法,确认顾客的身份是否合法,同时还要防止发生拒付款 问题以及确认订货和订货收据信息等。

3、不可否认性

由于商情的千变万化,交易一旦达成是不能被否认的。否则必然会损害一方的利益。例如订购黄金,订货时金价较低,但收到订单后,金价上涨了,如收单方能否认受到订单的实际时间,甚至否认收到订单的事实,则订货方就会蒙受损失。因此电子 交易通信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必须是不可否认的。

4、不可修改性

交易的文件是不可被修改的,如上例所举的订购黄金。供货单位在收到订单后, 发现金价大幅上涨了,如其能改动文件内容,将订购数1吨改为1克,则可大幅受益, 那么订货单位可能就会因此而蒙受损失。因此电子交易文件也要能做到不可修改,以保障交易的严肃和公正。

人们在感叹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的同时,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在人与人互不见面 的计算机互联网上进行交易和作业时,怎么才能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保证交易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国际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安全解决方案, 那就是建立安全证书体系结构。数字安全证书提供了一种在网上验证身份的方式。安全证书体制主要采 用了公开密钥体制,其它还包括对称密钥加密、数字签名、数字信封等技术。【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

我们可以使用数字证书,通过运用对称和非对称密码体制等密码技术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身份认证系统,从而保证:信息除发送方和接收方外不被其它人窃取;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被篡改;发送方能够通过数字证书来确认接收方的身份;发送方对于自己的信息不能抵赖。

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三)
155汉字系统中阿拉伯数字的分节.wps

【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

汉字系统中阿拉伯数字的分节

张力甫【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

“五四”时期,有人反对引进阿拉伯数字,除了出于他们的保守立场之外, 的确也有阿拉伯数字本身的原因。阿拉伯数字固然有“既便书写, 且醒眉目”的优点(钱玄同语),但对我们民族来讲, 最大的不便之处就是超出万以上的多位数不易直接辨认,非数学专业人士须得倒着一一数来方知其位数, 然后才能顺着读出全数。如一九九零年我国大陆人口统计数为:

1133682501

这一长串数字我们不能立即读出,我们须得倒过来从个位数起,“个、十、 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好, 应读做“十一亿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零一”。这样认读同我们的思维是扭着劲的,不能做到书写跟思维、 阅读跟理解同步。西人对此有个解决的办法,即在多位阿拉伯数字中用逗号加以分节, 如以上数字写成

1,133,682,501

如英语则读做:一个“十亿”,一百三十三个“百万”,六百八十二个“千”和五百零一。这种分节书写形式跟他们语言(思维)中对于数的分节是一致的,都是以“千”为单位来分节的,一千个“千”为一个“百万”,一千个“百万”为一个“十亿”,因此这样分节是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的。“数以千计”、“数以百万计”都是直译西方语言的说法,汉语中不这样说,中国人常说“成千上万”、“亿万”。这是因为汉语中的数是以“万”为分节单位的。个、十、百、千、万, 万以上是十万、百万、千万,一万个“万”为一亿,一万个“亿”为一兆。因此,西方文字中以千为单位的分节形式对我们不适用,这两种不同的文字符号不能联接为一个顺畅的系统,因为它们所载负的语言(思维)形式不同不能即想即写、即看即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符号。如果我们使用汉字,那一定要将这种外来形式改造得符合我们的语言(思维)习惯,能够做到即想即写或即看即读,这样,这些外来的东西才算真正的进入我们的汉字系统。其实解决我们民族(包括很多东方民族)在阿拉伯数字方面的读写跟思维脱节的矛盾很简单,我们何不按我们的语言习惯来给阿拉伯数字分节?我们姑且将他称为“万位分节法”。如以上数字可用逗点分节为

【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

11,3368,2501

这样一眼便可读出:十一“亿”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零一。这样不须倒着从个位一一数来,因为这种分节方式跟我们的语言(思维)对于数的分节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实现对阿拉伯数字的即看即读或即读即写。

当然,这样的分节形式跟西文的分节用的是同一种符号--逗号,容易引起误读误解,那么可否用分号来分节?以上数字或可写为

11;3368;2501

这样以示与西文的分节符号相区别,是专属汉字符号系统使用的。

使用这种“万位分节法”的方便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如以上数字用传统汉字书写则为“十一亿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零一”,其书写太长,且不直观, 不醒目。如用千位分节或不分节的阿拉伯数字则无法立即读出,不能直接辨认。而使用了万位分节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既“醒眉目,便书写”,又易辨认读出。再如1984年我国棉花生产量为607;7000吨,粮食产量为4;0712;0000吨无论是读做“六百零七万七千吨、四亿零七百一十二亿吨”,还是写成“607.7万吨、4.0712亿吨”都很方便。

这种分节方法,当然只能在汉语文中使用。至于数学界、金融财会界,他们是以数来作为语言的,则不在讨论之列。

原载佛山《教研通讯》(九三年第二期)

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四)
论数字口译难点及解决

  【摘要】数字口译能力习得性难,加上课堂缺乏系统教学安排和理论指导,使得大多数口译初学者闻数色变。而数字往往又是经贸,商务,科技口译的重点。能否做好数字口译,本身也是挑战。而本文将基于这一挑战对数字口译展开探讨。

  【关键词】数字口译 口译教学
  一、数字口译的困难源自哪里
  英汉进制的差异是导致困难的重要原因。英语的进制为“三位一进制”,分别为 thousand,million,billion,trillion等。而汉语的为“四位一进制”,分别为万,亿,兆等。这就决定了译员不仅要进行语言间的转换,还要进行数字进制间的转换,无形中增加了难度。例如:译员非常容易将“万”和“million”弄混;把“亿”和 “billion”弄混。而对于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数字方面的表达也会略有不同,比如30亿在英式中是“three thousand million”,在美式中是“three billion”。2008年在英式中是“in the year of two thousand and eight”而在美式中则往往被说成是“in twenty oh eight”。
  其次,在数字倍数表达以及单位表达方面,中英文也有明显不同。比如汉语中有很多传统的计量单位,如斤,亩,里等,英文中又有很多英制的情况,如 mile,foot,inch 等。以上原因与都会给译员的迅速转换造成困难。而当一连串数字,甚至带单位的数字连续出现的时候,转换更是难上加难。
  二、为什么针对数字译员容易发生错误
  原因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语速、发音、语境和数字串等多种作用所致。当然主要还是译员双语技能欠缺、汉英数字转换不熟练、现场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等。
  首先,在倾听和分析阶段,译员就会遇到困扰。首先,数字出现的时间短,密度大。其信息量远超过其他材料。比如一篇介绍广州经济的文章:“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州的生产总值翻了四翻多,至2004年,达到4115.81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在5.63万元,按2004年平均汇率折算,约合6800美元”。短短的两句话里面就包含了数字:20多,四翻多,2004年,4115.81亿元,5.63万,6800美元。如第一阶段不能很好的记录,那么第二阶段的产出就更难做到,甚至在同传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被发言人越落越远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翻译效果和译员信心,甚至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其次,有些时候数字可能含有其他意思,不能够直译。比如:at sixes and sevens。这个正确的解释是:乱七八糟。或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并不用把具体的十和百翻译出来。而是直接意译成“It takes time to educate a person”即可。
  再次,如果不记忆数字单位,纯粹地记录数字也是毫无意义。比如第二届全国口译大赛中就有这样一段:“今年1至7月份,中美签订技术引进合同888项,合同金额达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占中国技术引进合同总额的25.3%。”除了快速的跟进这些数据以外,更应分清每项数据后面的单位是什么。
  三、如何克服数字难题
  首先,采取循序渐进原则,由个位数的数字开始练习,渐渐拓展到十位数、百位数、千位数、万位数及以上数字的翻译。双语数字转化能力同等重要。
  同时,尤其注意训练学生万位以上数字的翻译能力。在一定的单个数字训练之后,可以将数字融入句子、段落和篇章来翻译。反复训练,熟练数字转换模式和笔记方法,使之固定在译员的长时记忆中,达到自动化,从而节省听辨所需精力,腾出更多精力组织译语产出。
  其次,在实践中,无论是同传或交传,对于涉及到的数字,要进行快速地跟上记录,因为人脑的能力是有限的。关于数字笔记方法,前人进行了一些研究,并提出如方框模型、点线法,缩略记录法,填空记录法,分节号记录法等等。表格法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虽然接纳性强,却有其操作上的硬伤。同时,如果是一篇数字堆积的文章,其在操作上也有困难。因此,笔者不提倡推广表格法。缩略记录法和用分节号将数字隔开,从而快速的得出转换的结果,都是比较有效的记录法,具体哪种方式能更快的记录和译出还需要口译学习者和译员不断地摸索。
  再次,在遇到大量数字的情况下,还应尽量缩短口译滞差,紧跟数字翻译。如听到Imports of jeans from China have increased by 9.3%,from the Phillipines by 6.5%,译员可以先译数字:9.3%,这是从中国进口的牛仔服的增加量,6.5%,从菲律宾进口的增加量。这样既可以快速地将数字包袱抛掉,又可以紧跟发言人,避免因数字干扰而遗忘信息。
  最后,如果数字密集量大,而发言人的语速又很快,那么译员可以退而求其次,翻译出一个整数或者约数,或是用一种形容性量词来代替。这种方法只能说是在高压之下避免出错的权宜之计。而对于同传实战来说,译员之间的配合也可以缓解数字造成的压力。当然,译员还应不断提高心理素质,克服现场紧张情绪。
  四、结语
  总之,数字是口译学习者不可逾越的鸿沟,要想顺利克服,需要译者进行训练和摸索。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例如表格法,点三杠四法等等,已经取得了进展并得到了实际应用,而笔者仅希望在这一领域能有更多的实践,研究,帮助译者解决数字难题,达到顺利口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口笔译概论[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2]仲伟合.英语同声传译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为什么要用数字分节号(五)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作品·歌曲》的编辑思路及技术问题

  “延安文艺”是我国文艺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战华北之前的这13年中,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包括延安音乐在内的“延安文艺”,则以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为舞台,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进行了生动的革命文学艺术创造。延安文艺“早已成为一种文艺精神、文艺现象、文艺传统的代称,远远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空。”(肖云儒:延安文艺精神永存——《延安文艺档案》总序,陕西日报,2012-06-03(3))“‘延安文艺’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全面奠基的时代,延安文艺座谈会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隆重的奠基礼,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指导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整个进程的元典思想。‘延安文艺’不仅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史的开篇和绪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一章。”(肖云儒:延安文艺精神永存——《延安文艺档案》总序,陕西日报,2012-06-03(3))

  2012年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太白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编纂了大型典籍——《延安文艺档案》。全套丛书是一项以文本形式保存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工程,该书以系统挖掘、整理延安文艺档案资料,以还原延安文艺的本来面目为宗旨。这一文本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人们学习、了解、研究延安文艺的代表性权威文本。其中,延安音乐是整个“延安文艺”中较为突出的“乐章”,延安时期的歌曲创作、演出是延安音乐的主要成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革命之城延安一度被称为中国歌咏之城。延安培育了大批革命音乐家,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歌曲作品,《黄河大合唱》等合唱作品极具开创性地开拓和丰富了中国新音乐文化。时代赋予延安歌曲创作以伟大的革命性、艺术性和大众性,在中国音乐文化历史时空的坐标上,延安歌曲是一串串闪烁跳动的红色音符,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流动乐章,它汇聚成一阵阵振奋人心的摇旗呐喊之声,响彻延安、响彻中国大地。
  《延安音乐作品·歌曲》作为“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确是一项浩大繁复的工程,该如何着手编纂,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收录原则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作品》歌曲卷共收录歌曲近千首,1200千字。歌曲作品的时间跨度原则上自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收录原则为:
  一是创作于延安的歌曲。其界限较为明确,这里的“延安”并不是地理上的狭义的延安,而应该是当时行政区划上的“陕甘宁边区”。延安既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又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她是延安音乐家采风、创作、演出的主要场所。本卷收录的绝大部分歌曲是由延安音乐家——包括民间歌手、在延安工作、生活和成长的音乐家以及延安培养的音乐家——在延安创作的。如1939年冼星海创作于延安的歌曲《黄河大合唱》。
  二是延安音乐家创作的歌曲。创作地点以延安为中心,不回避延安音乐家在同时期但在其他不同地域创作的重要作品,尽可能地反映出延安音乐家歌曲创作的全貌,反映出延安音乐家的音乐创作历程。本卷收录了除遗失之外的近乎全部的由延安音乐家创作于延安的歌曲。还有一部分歌曲的创作地虽不在延安,但这部分歌曲是由延安音乐家在同一时期创作,在包括延安在内的全国范围内流传,甚至有些歌曲是在延安音乐家到达延安前就已经在延安广为传唱,也收录其中。如麦新于1937年创作于上海的《大刀进行曲》,创作地不在延安,但它属于延安音乐家麦新的代表作,在麦新到达延安之前就在延安广为传唱,理应收录。部分收录了后延安时期,也就是抗战胜利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延安音乐的传播期——东北时期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或是延安音乐的直接继承和延续,如《东方红》《绣金匾》等歌曲的定型和大范围的传播都在这一时期;或是和延安音乐家以及陕北民歌有极为深厚的渊源关系。如马可于1948年5月创作于鞍山钢铁厂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作者是在延安成长起来的著名音乐家,从作品性质来看无疑是代表性作品,从时间上看它属于延安音乐传播时期创作的作品,能够反映出延安音乐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极其创作风格的变化,理应收录。
  三是收录了一些既不是由延安音乐家创作、创作地点也不在延安的个别作品,但这些歌曲都曾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传唱。此类歌曲作品数量极少,如王洛宾在1939年2月创作于陕西潼关的合唱曲《风凌渡的歌声》,曾流行全国各地。
  有一部分歌曲,尤其是部队创作歌曲,往往多数未经发表,面向社会公演的机会较少,仅局限于在部队或部分群众中传唱。在传唱过程中受行军的影响,流动性非常大,因而创作时间和具体地点较为模糊,只能依据大致年代和传唱范围录入。
  因一些重要作曲家离世较早或是其他原因,造成其本身资料整理不够完整。因为考虑到收录的档案性,以客观地将所有歌曲收全为首要目标,所以无法过多考虑作者之间的平衡问题以及某些重要作曲家的作品收录比重的不均衡。
  二、收录版本
  在编辑过程中笔者发现某些歌曲人为改动非常普遍,改动者或是作者本人、或是某些出版机构。这些改动后的歌曲不是在延安乃至全国广泛流传的版本。究其原因,恐怕和客观环境相关。延安当时的条件简陋,歌曲的创作和传唱,更多以适应革命形势和群众运动为出发点,曲风淳朴,简单易唱,在艺术和技术上并无太多讲究。建国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受众群体的变化,一些歌曲被“人为”的变化了。从陆续出版的歌曲集来看,这其中既有作者在作曲技术上的“复杂修饰”,也有为了刻意避开某个历史人物或是其他原因而对歌词加以改动,这种“刻意”的改变并未使歌曲获得重生,但却使其失掉了历史原貌,使歌曲的价值打了折扣。在早期的出版过程中,编辑未加甄别,造成了许多版本前后不一,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局面,譬如歌曲标题和内容不一致、对歌词的臆造等,让读者难以适从。所以在版本的选择上,除一些在大众中广泛传播,并在传唱中不断修改完善,认知度较高的歌曲外——如《黄河大合唱》既收录了1939年延安演出的版本,又选用了其中4首在1975年的修订版——其他作品尽可能收录延安时期流传的原始版本。   一些歌曲版本差异的情况较为多见,不同的歌曲集收录了不同时期流传的不同版本。如:《陕甘宁边区优秀声乐作品选集》收录了李有源于1943年冬以陕北民歌填词创作的歌曲《东方红》(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编,王博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该曲选了三段词: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山川高,天地平,
  毛主席领导陕甘宁,
  迎接移民开山林,
  咱们边区满地红。
  共产党,八路军,
  老百姓来自卫军,
  军爱民来民拥军,
  拥军爱民一家人。
  《抗日战争歌曲选集》第二集中收录的《东方红》(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也是三段词: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泽东,爱人民,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
  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向太阳,
  照到那儿那儿亮。
  那儿有了共产党,
  那儿人民得解放。
  前者唱词中有“陕甘宁”、“八路军”……描述的是抗战胜利前;后者唱词中“建设新中国”的语句在时间上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了。衬词也有细微变化,前者的衬词为“呼咳呀”,后者为“呼儿咳呀”。前者衬词音乐为:“32|1 1|”,后者为:“32|1 16|”。前者较为朴素;后者相较前者而言,包含有“技术性”的修饰,在旋律走向上更平顺、流畅和规范。两者比较而言延安鲁艺四期学员王博所编《陕甘宁边区优秀声乐作品选集》中收录的歌曲《东方红》为延安传唱版本。《抗日战争歌曲选集》第二集收录的是东北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流传版本。为体现历史原貌,本书选择前一版本。
  有的歌曲是对原作进行了明显的改动。如:《抗日战争歌曲选集》第三集(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和《延安文艺丛书·音乐卷》(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326页)所收录的叙事歌《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劫夫曲),在记谱上有一小节的细微差异,即第一段第二句词“放牛的却不知那儿去了”的“去”字,《抗日战争歌曲选集》第三集记为“3 21”;《延安文艺丛书·音乐卷》记为“32 1”;前书出版时间较早,按常理应该更接近于原始版本,但前者唱起来很不顺口,不能排除前者在编校中存在失误的可能性。后者是广泛传唱的版本,本书选择后者。在歌词上,《抗日战争歌曲选集》第三集和《延安文艺丛书·音乐卷》两书中收录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第五段最后一句都为:“我们那十三岁的二小,可怜他死的这样惨”。在《劫夫歌曲选》(劫夫,春风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第83-84页)中,这一句改为:“我们的十三岁的王二小,英勇地牺牲在山间”。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改动后的版本更显得和雅。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可怜他死的这样惨”的描述更能激发群众的抗日热忱,而且后来流传的歌词也是改动前的版本,本书选择前者。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编辑分类和技术规范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作品》歌曲卷收录的近千首歌曲作品,内容庞杂、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很难用一种方法来归类整理。借鉴一些已有的歌曲作品集编辑分类,本歌集采用了体裁和题材相结合的办法。总体上按体裁分为新民歌、齐唱、独唱和对唱、声乐套曲和合唱四个部分。其中轮唱歌曲原谱为二声部的编入合唱部分;既可作轮唱又可作齐唱,原谱为单声部的编入齐唱部分;一些歌曲大部分是齐唱,只有中间或结尾一小部分包含合唱,编入合唱部分;“组歌”是延安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朴素的声乐套曲形式,拿单曲的体裁来看,含有独唱、领唱、齐唱、合唱等多种形式,因其相对来说是较大型声乐作品,所以收入声乐套曲和合唱部分。大的分类确定后,每个类别中的歌曲作品按曲作者姓氏拼音排序。按曲作者姓氏拼音排序后的作品又按大致的创作年代排序。每个大类中的歌曲作品按曲作者姓氏拼音排序,而不按作品题材归类,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后人研究和检索,有助于了解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和作品题材、内容上的变迁,毕竟大多数作品再次被演唱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技术规范方面,主要存在排版格式、记谱法和语言规范等问题。
  在版式和记谱规则上,参考《音乐编辑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室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中歌曲简谱记谱规格,确定以下版式规范:
  1、标题字为16磅宋体,居中排列。副标题为14磅楷体,显示选曲、插曲等信息。演唱形式为11磅宋体,位于标题字合副标题之下。如民歌《拥军花鼓》是安波以陕北民歌“打黄羊调”填词而成,“陕北民歌”记在歌谱的右上方词、曲作者处,而“打黄羊调”记在标题之下,居中排列。
  2、作者署名为11磅仿宋。次序为:词作者、曲作者,一律记在歌谱的右上方,分两行上下排列。改编者、词曲修改者的署名分别写在词、曲作者名下。词曲作者多人时,作者名之间加顿号。外国作者名前加注国际。作者名的排列对齐方式为:作者名字数一致时,无须空字,两端对齐排列。作者名字数不一致时,“词”、“曲”紧跟作者名最后一个字,其余字两端分散对齐。民歌整理者的署名,不记在词曲作者位置处,一般记在曲谱之后,为11磅仿宋。
  3、调号记在曲谱开始的左上方,点数为11磅。采用“1=A,1=bB,1=C……”的记法。位置不顶格,排版时的位置缩进1个音符。
  4、拍号写在调号之后,点数为11磅。歌曲中临时改变节拍时,在变换处标出新拍号,如果是多声部,在每个声部前标出。   5、速度、表情术语写于拍号调号之下。速度术语在前,表情术语在后。一般用中文标记。点数为11磅。表情术语尊重原作用法,如《复仇雪耻歌》(田汉词、冼星海曲)表情记号:“雄亮”;《在胜利的路上前进》(周国瑾词、田耕曲)表情记号:“有信心”。不以用法统一规范为由改作:雄亮地;有信心地。
  6、多声部记谱顺序一般为:女高、女低、男高、男低。标记于连谱号之前。
  7、音符的延长记号用增时线“-”标记。休止符逐个记出,不用附点和增时线。3/8拍的时值以小节为单位组合,而不以八分音符为单位进行划分。
  8、前奏、间奏、尾奏的开始和结束加记括号,字号小于正文。间奏与唱腔同时进行时,置于唱腔上方,结尾处小节线可省略,反复记号除外。当唱腔停止,间奏延续进行时,唱腔用休止符标记,间奏仍置于唱腔上方,到歌谱转行后可将间奏移下。
  9、从头反复的分节歌(多段词),不加反复记号。两小节以内的反复,一般不用反复记号,应将歌谱再记一次。从头反复的歌曲,开始不加前反复记号。后反复的结尾如不相同,用方括号(房子)上标:(1,2,)。三段词以上的可简记为(1-3,)。同段歌词反复后,结尾不同的用罗马数字标记:(Ⅰ, )(Ⅱ,)。多声部歌曲,方括号(房子)只记在第一行,下声部不计。歌曲由三部分组成,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完全重复,可在第二部分结束处用双细线并在其下标记D.C.(从头反复),在第一部分结束处加终止线表示结束。如果第三部分重复时不是从头开始,则在第二部分结束处用双细线并在其下标记D.S.(从记号&处反复),在反复开始处小节线上标记&。歌曲反复至中间结束,如结束不同,应在方括号(房子)内标记“结束句”。
  10、其他一些常用记号,如升降、还原记号、稍升、稍降记号、呼吸、顿音、延音、强音、波音、连线、延音线、滑音、装饰音、力度记号等皆按约定俗成的用法处理。
  11、分节歌的多段歌词,在开始处用数字1.2.3.4,……标明词段顺序。五段词以上的,在每行开始处标记段数,方便转行后演唱。歌词中出现道白时用“(白)”,呼喊时用“(喊)”,与节奏的道白或呼喊,用“×”加划节奏线标出。
  歌词中字、词、句的编辑审定原则是多就少改,改必有据。作为一部档案性的书籍,许多字、词含义不能以现代的语法规范去衡量,而应更多的考虑当时的语境和用法。如安波作词、作曲的男声合唱《黄河搬船歌》(安波:《安波歌曲选》,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4页),不仅标题为“搬船”,曲中歌词也多次出现“搬船”,该如何理解?歌词“搬船”拿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来衡量是讲不通的。有编辑曾将“搬”改为“扳”,改动后似乎字面含义更确切一些,但是从来就没有“扳船”这种用法,反而成了主观臆造了。“搬船”其实就是划船的意思,是陕北民间约定俗成的用法,我们应该尊重这种民间用法。
  又如:采集于1942年陕北民歌《船夫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上海:新音乐出版社,1953年,第11页),歌词唱道: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哎!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只船,
  哎!几十几只船上,几十几根杆,
  哎!几十几个艄公呀哈来吧船来搬。
  按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来说,“湾”应为“弯”,但这里为什么不用“弯”?因为原作中除了“弯”的含义,还有地名“湾”的含义,不可贸然修改。
  延安音乐家在一切为抗战服务,一切为革命斗争实际服务的大前提下,一般都身兼数职,集音乐研究、民间音乐采集整理、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活动组织于一身,工作任务较为繁重。歌曲创作的作者队伍也十分庞大,有以冼星海为代表的一批来自上海国立音专的知名音乐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青年,有延安培养的音乐工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记谱方式较为灵活,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先传唱,后记谱——如张寒晖创作歌曲少有乐谱,多为后人记录整理——或者边传唱、边改谱的情况非常多见。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乐谱版本差异、记谱的个性差异巨大,在编辑过程中,笔者尽量以一种规范来整理,但因水平所限,难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就延安时期歌曲创作本身而言,这些歌曲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数量繁多。它们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黯淡褪色,反倒会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和深广的精神力量,昭示出恒久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深邃的价值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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